内容概要

阅读收获

• 女性（问题）不被看见，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有着巨大的数据缺口。

• 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趋势：借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借口是：女性太复杂，无法衡量。从交通规划人员到医学研究人员，再到技术开发人员，每个人都在说：他们想破头也想不出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质的谜题，最后只能在困惑和挫败中离开。女性的身体太不和谐，经期过多，激素过多。女性的出行模式太混乱，她们的工作安排太不正常，她们的声音太大。

• 人们的共识很明显：女人是不正常的、不典型的，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好吧，我代表女性，为我们的神秘而道歉，但是不，我们并不神秘，我们也不可能道歉。这就是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需要正视的现实。是的，简单更容易，简单更便宜，但简单并不能反映现实。

• 冰岛还被《经济学人》评为最适合职业女性的国家。这当然值得庆祝，但我们也有理由对《经济学人》的措辞提出异议，因为如果说冰岛罢工有什么作用，那就是暴露出“职业女性”一词是一种赘述：世上没有不工作的女人。但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报酬的只有女人。

• 在2014年纽约国际和平研究所举行的关于女性、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正式圆桌会议上，一名与会者提供了线索。这位参与者称：“联合国和其他权力掮客都屈从于不让女人进入会场的要求。当地政府如果说‘我们不要女人’，国际社会就会妥协说‘好吧’。”和灾后重建的情况一样，这类和平谈判给出的排挤女性的理由各不相同（文化敏感性、加入妇女会拖延谈判、达成协议后反正还能再把女人加进来），但都可以归结为几百年来一直用来哄骗妇女的那句话：革命后我们再来找你。

• 一些人认为，是女性自己选择了被集中划分到低收入岗位。但这种选择很可笑，因为根本没有合理的选项，若非如此，她们就只能任由孩子没人照看、家务没人做了。无论如何，长达5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已经证明，当女性大量加入一个行业时，这个行业的薪资水平会降低并失去“威信”，这表明是低收入工作选择了女性，而不是相反。这种不是选择的选择导致了女性贫困。

• 解决性别和性别数据缺口的办法很明显：我们必须缩小女性代表不足的差距。确保女性在参与决策、研究和知识生产时不会被遗忘。确保女性的生活和视角走出阴影。这对世界各地的女性都有好处，正如钩针数学教授泰米娜的故事所表明的，这往往也对全体人类都有好处。所以，回到弗洛伊德的“女性特征之谜”，答案一直就在我们眼前。“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向女性提问。

• 我们必须增加女性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代表性。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权力、发挥影响力，另一种模式正变得更加明显：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轻易忘记女人的存在。

豆瓣高价值评论

原书摘录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交通方式上，还体现在男女出行的原因上。男性更有可能遵循一个相当简单的出行模式：每天两次，进城和出城。但女性的出行模式往往更为复杂。世界上75%的无偿照护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这影响了她们的出行需求。典型的女性出行模式可以是这样的：在上班前先送孩子上学；带一位年长的亲戚去看医生，并在回家的路上捎带买点家庭必需品。在世界各地的女性身上都能观察到这种多段短途行程相连的出行模式，也被称为“出行链”。

简而言之，认为短途步行和基础设施政策无关的假设，与认为女性和基础设施政策无关的假设如出一辙。

从表面上看，给男女公厕安排相等的面积似乎公平合理——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直以来的做法。建筑面积对半分配，甚至已经写进了管道铺设的相关法规中。然而，如果一间男厕所里既有隔间也有小便池，那么每平方米内同时方便的人数就要远高于女厕所。这么一来，面积相等也不代表平等了。但是，即使男女厕所的隔间数相等，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女性的如厕时间是男性的2.3倍。[插图]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中，女性占大多数，而这两个群体上厕所的时间往往更长。女性也更有可能要陪同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上厕所。[插图]此外，在任意时间段，还有20%至25%的育龄妇女正处在月经期，因此需要更换卫生棉条或卫生巾。

有关女性在试图从事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活动时遭遇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很难获得准确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人感到羞耻。很少有女性愿意谈论这些事情，因为她们担心反而因此背上“鼓励”男人侵犯的罪名。[插图]但是现有数据清楚地表明，卫生设施的匮乏是一个女权主义议题。

未能提供公共厕所的地方政府可能认为他们是在节省成本，但耶鲁大学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节约其实是得不偿失。该研究的作者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将“性侵犯的风险与卫生设施的数量和女性步行去厕所的时间联系起来”，并将性侵犯的有形损失（流失的收入，用于医疗、法庭和监狱的费用）和无形损失（病痛和心理折磨、被杀的风险）与安装和维护厕所的成本相比较。

城市规划没有考虑到女性遭受性侵犯的风险，这显然是对女性平等享有公共空间权利的侵犯，规划者以众多缺乏性别意识的设计将女性排除在外，卫生设施的不足只是其中之一。

问题是，她们中的许多人负担不起这些出行方式。大多数乘客都是“交通俘虏”，也就是说，对她们来说，要想从一处去往另一处，没有比公共交通更合理的方式。[插图]选择不足，对低收入妇女以及生活在南方世界[插图]的妇女影响尤其大，例如在印度，女性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机会有限，[插图]因此对公交的依赖程度远大于男性。[插图]这些女性采取的策略包括绕远路，或只在有人陪同时才出门。一些女性甚至只能辞职——这一解决方案并不仅限于低收入人群。[插图]当我在推特上谈到女性在公共交通上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时，一名男性回复我说，他认识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女性”，她“放弃了伦敦金融城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搬出了伦敦，因为她对于在地铁上被人骚扰实在是厌恶至极”。

女性在公共场合面临的威胁行为是隐蔽的，而且，男人不会对有男伴陪同的女性做出这些行为，更加剧了其隐蔽性——无论如何，男人遭受这类行为的可能性都要低得多。巴西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女性在旅途中遭受过性骚扰和暴力，其中一半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同样遭遇的男性比例为18%。[插图]所以，那些没做过也没经历过这些事的男人，根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而且，碰到女性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们经常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反正我从来没见过”——另一个性别数据缺口。

城市规划学教授瓦尼娅·切卡托在学术期刊《预防犯罪与社区安全》2017年特刊的后记中写道：“本期特刊的所有文章都毫无例外地传递了同样的信息：针对出行妇女的性犯罪（凝视、碰触、摸索、射精、暴露生殖器和完整强奸）是一种被严重漏报的罪行。”[插图]女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愿报案。其中一些原因是社会性的：有损名誉、羞耻感、担心自己受指责或者不被相信。当局对此无能为力。改变必须来自社会本身。但有很多更平淡无奇、更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女性同样没有告发过。首先，女性往往不确定“什么是性骚扰，同时害怕当局的反应”。[插图]假设她们确实意识到正在发生错误的事，她们也经常不知道应该报告给谁。[插图]关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对于可疑包裹，大多数官方部门似乎都设置了清晰的标识，告诉人们发现时该如何处置）。然而，有时缺少标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恰当的程序。[插图]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些确实曾经告发性骚扰的女性都经历了什么。

缺乏性侵告发程序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卢凯图-西德里斯决定自行调查。在她所调查的、以男性为主的员工那里，她遭遇了一些抵触。一家机构的男性首席运营官回答她说：“你是在假设这个世界对女性来说不那么安全。”另一家公司的男性安保经理坚称：“安保问题和相关顾虑与性别无关。”另一位（男性）安保官员反驳了性别规划的必要性，理由是“我们系统的统计数据并未表明女性面临更大的风险”。而这恰恰是性别数据缺口带来危害的明证。

大多数去健身房的女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进入自由举重区之前，她们会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空间里大多数是男性，而自己会被他们看作讨厌鬼和怪人。是的，严格说来，你是可以直接走进去，但你需要先扫清大多数男人根本不会面对的、额外的心理障碍，而且你需要拥有一种特别的自信，才不会被它所困。有些时候，你就是不愿意迈出那一步。在我们本地公园的户外健身场所也是一样；如果那里全是男人，我常常就直接放弃了，我不喜欢那些在所难免的凝视，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属于那里。

对于这种抱怨，一些人不可避免的反应是，告诫女人不要再做娇弱的花朵——或者让女权主义者不要再把女人描绘成娇弱的花朵。当然，有些女性并不介意健身房里男人们色眯眯的注视和装腔作势。但是，女性回避这些场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女性冒险进入本应不分性别、人人共享的锻炼空间时，男性会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插图]因此，就像交通环境一样，健身房也往往是一种典型的假装平等开放、实则偏向男性的公共空间。

对女孩的体育项目投资不足，导致女孩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想必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份报告的结论感到惊讶。但更可能让人意外的是——对女童运动进行投资，可以减少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病人及其造成的健康损失。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年轻人的骨密度，降低日后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研究表明，年轻女孩在青春期前开始锻炼尤为重要。

当规划者未能考虑到性别时，公共空间就被默认为男性空间。事实上，全球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全球一半的人口每天都要面对这种性威胁。全球所有人口都需要得到目前主要由女性无偿提供的照顾。这些都不是小众问题，如果公共空间真的要做到适合所有人，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另一半人的生活。如其所示，这不仅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规划城市时考虑到女性的照护责任，就可以令女性更易于充分参与有偿劳动——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这是GDP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考虑到女性面临的性暴力，并对此采取预防措施——如提供足够的男女专用公厕——就能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及其导致的巨大经济成本，从长远来看，我们就可以节约资金。当我们在开放空间和公共活动的设计中考虑到女性的社会参与时，我们就能再一次通过确保女性的长远身心健康而节省资金。简而言之，将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挤出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这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而且目前，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欠缺考虑，我们确实没有优先考虑女性。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经济的无知。女性有权平等享有公共资源，我们必须停止在设计上排斥女性。

如今，冰岛拥有全世界性别最平等的议会，且没有性别配额制度。[插图]2017年，该国连续8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名列前茅。[插图]

冰岛还被《经济学人》评为最适合职业女性的国家。这当然值得庆祝，但我们也有理由对《经济学人》的措辞提出异议，因为如果说冰岛罢工有什么作用，那就是暴露出“职业女性”一词是一种赘述：世上没有不工作的女人。但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报酬的只有女人。

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有偿劳动力大军，男人的无偿劳动并没有相应增加：只是女人的总工作时间增加了而已，过去20年的大量研究发现，大多数无偿工作都是由女性做的，与她们为家庭所做出的收入贡献占比无关。

与此同时，男性则继续追求休闲——看电视、做运动、玩电脑游戏。美国男性每天的休闲时间比女性同胞多出1个多小时，[插图]而英国国家统计局发现，男性每周享受的休闲时间比女性多出5个小时。[插图]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仅有的一点闲暇时间比男性“更碎片化，且与其他任务结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额外的工作正在影响妇女的健康。我们早就知道女性（特别是55岁以下的女性）心脏手术的预后比男性差。但直到2016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出炉，研究人员才总算找出了原因：女性的看护负担正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之一。“我们注意到，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女性往往会回归到照护者的角色，而男性则更有可能获得别人的照顾。”该研究首席研究员科琳·诺里斯解释道。

首先是压力。2017年，英国卫生和安全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关于工作场所压力的报告，结果显示，在各个年龄段，女性的工作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比例都高于男性。[插图]总的来说，女性比男性多承受53%的压力，但在35岁到44岁这一年龄段，这种差异尤为显著：男性出现工作相关压力、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比例为每10万人中有1270例；而女性的比例是前者的近2倍，每10万名工人中有2250人出现相关病症。

一些人认为，是女性自己选择了被集中划分到低收入岗位。但这种选择很可笑，因为根本没有合理的选项，若非如此，她们就只能任由孩子没人照看、家务没人做了。无论如何，长达5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已经证明，当女性大量加入一个行业时，这个行业的薪资水平会降低并失去“威信”，这表明是低收入工作选择了女性，而不是相反。这种不是选择的选择导致了女性贫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越是女性投入大量时间做无偿照护工作的国家，时薪的性别差距也越大。[插图]在英国，收入低于基本生活工资的职工中，女性占61%，[插图]财政研究所发现，孩子出生后的12年间，随着女性的事业和工资停滞不前，男女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3%。[插图]美国母亲和已婚父亲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没有子女的男性和女性收入差距的3倍。

来自法国、德国、瑞典和土耳其的数据表明，即使一些国家认可妇女无偿照护工作的贡献，并为此进行了社会转型，妇女一生的收入仍比男人少31%至75%。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女性的无偿工作，所以它们才被低估吗？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无偿工作，所以它们才没有被看到？

因此，美国政府在继续寻找各种办法，解决这个显然相当棘手的问题。然而，最新策略无非又一次证明了性别盲视政策无意中对女性造成了歧视。[插图]正如我在2018年写到的，国会的共和党人对于让人们提前领取社会保障福利来支付产假、然后推迟支付退休金以抵消成本的想法感到兴奋。很容易看出这个想法为什么有吸引力：它没有成本，至少对政府来说如此。但对女性来说却远非如此。性别收入差距和女性照顾孩子的时间已经导致女性的社会保障福利减少，而这一政策会加剧该问题。[插图]而且，考虑到女性寿命更长，晚年在医疗上需要花费更大，她们可能需要更多的钱来养老，而不是更少。[插图]因此，这项政策的主要影响将是加剧妇女老年贫困问题。

大学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那些尝试过的大学，也经常采取性别盲视的方式，这可能最终会加剧它们本想解决的问题。[插图]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美国大学采纳了一项本意对家庭友好的政策：父母双方在争取终身教职时，每养育一个孩子就可以多拿一年的宽限期。但并非父母双方都需要这额外一年，因此它并非“性别中立”的。需要这一年的主要是母亲。正如密歇根大学的艾莉森·戴维斯-布莱克在《纽约时报》上直接指出的：“生育就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事件。”[插图]在这额外的一年里，女性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呕吐，每5分钟上一次厕所，不停换尿布或者用泵头吸奶，而男性则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因此，这项政策并没有向父母双方都施以援手，而只是拉了男人一把，并以女人为代价：一项对1985年至2004年间美国排名前50的经济学院所聘用的助理教授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女性在第一份工作中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下降了22%。相比之下，男性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则增加了19%。[插图]

大学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那些尝试过的大学，也经常采取性别盲视的方式，这可能最终会加剧它们本想解决的问题。[插图]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美国大学采纳了一项本意对家庭友好的政策：父母双方在争取终身教职时，每养育一个孩子就可以多拿一年的宽限期。但并非父母双方都需要这额外一年，因此它并非“性别中立”的。需要这一年的主要是母亲。正如密歇根大学的艾莉森·戴维斯-布莱克在《纽约时报》上直接指出的：“生育就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事件。”[插图]在这额外的一年里，女性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呕吐，每5分钟上一次厕所，不停换尿布或者用泵头吸奶，而男性则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因此，这项政策并没有向父母双方都施以援手，而只是拉了男人一把，并以女人为代价：一项对1985年至2004年间美国排名前50的经济学院所聘用的助理教授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女性在第一份工作中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下降了22%。相比之下，男性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则增加了19%。[插图]

然而这值得坚持，因为毕竟孩子是由两个人共同创造的，将父母双方对孩子的责任平等写入法律的政策，带来的益处将是长久的。休陪产假的男性在那之后往往也会更多地参与育儿[插图]——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2010年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父亲每多休1个月的陪产假，母亲未来的收入将平均增加7%。[插图]

长时间工作的偏见在日本尤为严重，员工在办公室待到后半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晋升往往以工作时间和员工在公司的时间长度为基础。[插图]参加nomunication（酒局）自然也没什么坏处，nomunication是日本人造的词，将日文的nomu（喝酒）和英语单词communication（沟通、交流）捏在了一起。[插图]当然从技术上讲，所有这些事情女人都可以做，但对她们来说难度要大得多。日本女性平均每天花在无偿劳动上的时间为5个小时，而男性仅为1个小时左右：哪些人有时间在办公室熬到很晚，给老板留下一个好印象，然后去当地的脱衣舞夜总会喝上几杯，互相称兄道弟？答案很明显了。[插图] 2023/1/24 发表想法意识形态的男性偏见还有哪些啊 |意识形态上的男性偏见不仅仅出现在工作场所，还被编入了管理就业的法律中。比如这条：什么算是工作开支。跟你可能料想的不同，这不是一个客观或性别中立的决定。公司允许员工报销的开支通常与该国政府认定的工作开支相应。而工作开支又通常与人们需要报销的事项对应。制服和工具可以报销；紧急请人看孩子的开销则不能。[插图]

意识形态上的男性偏见不仅仅出现在工作场所，还被编入了管理就业的法律中。比如这条：什么算是工作开支。跟你可能料想的不同，这不是一个客观或性别中立的决定。公司允许员工报销的开支通常与该国政府认定的工作开支相应。而工作开支又通常与人们需要报销的事项对应。制服和工具可以报销；紧急请人看孩子的开销则不能。[插图]

报销规定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员工有妻子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其中隐含的偏见显而易见。这项工作不需要付费，因为这是女人的工作，而女人的工作不需要付费。博瓦索总结说：“如果你得加班，你那份30美元的外卖可以报销（因为你的妻子没有在那里给你做饭）；如果你想喝得酩酊大醉，你那杯30美元的苏格兰威士忌可以报销，但你请保姆的那30美元没法报销（因为你的妻子在家带孩子）。”最后，博瓦索还是让她的公司支付了她请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但她指出：“我不得不开口要求为此破例。”这就是女人在各处碰到的境况：总是例外，从无默认。

这件不得了的事就是盲试。[插图]盲试制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诉讼后创立的，顾名思义，招聘委员会和乐手之间有一道隔板，所以无法看出是谁在试奏。[插图]这块隔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开始占新录用员工的50%。如今，纽约爱乐乐团的女音乐家比例超过45%。[插图] 2023/1/24 发表想法优绩主义(meritocracy)，原指选贤举能的政治主张，后泛指社会地位和财富应根据个人能力来分配。 |只是安装了一块隔板，就把纽约爱乐乐团的试音过程变成了一种优绩主义[插图]。

实际上，相信优绩主义可能正是接受偏见的唯一必要条件。研究表明，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客观的，或者相信自己没有性别歧视，你就会不那么客观，更有可能做出性别歧视的行为。[插图]一名男性（女性身上并未表现出同样的偏见），如果他相信自己在招聘中做出了客观的决策，就更有可能聘用男性求职者，而不是同等条件的女性求职者。在明确以优绩主义为特征的组织中，经理们更喜欢男性员工，而不是同等资历的女性员工。

在这样的统计数据面前，优绩主义的神话依然存在，这证明了男性默认思维的力量：正如在设想一个“人”的时候，男人80%的时候设想的是男人，科技行业的许多男性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行业是如何被男性主宰的。但这也证明了这个神话的吸引力：它告诉受益其中的人，他们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自己的价值。最可能相信优绩主义神话的人是出身上层社会的年轻美国白人，这并非偶然。[插图]

学术界的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但发表文章对男性和对女性来说是不同的。许多研究发现，女性作者的论文在双盲评审（作者和审稿人都不表露身份）中更容易被接受，或者得到更高的评价。[插图][插图]在这一点上，尽管证据各不相同，但考虑到学术界已经确认存在许多男性偏见，似乎没有理由不进行这种形式的盲审。然而，大多数期刊和会议并没有采用这种做法。

经济学家贾斯廷·沃尔弗斯在为《纽约时报》撰稿时指出，与此相关，一个男性默认的习惯是，记者常会在第一作者实际上是女性的情况下，将男性撰稿人称为第一作者。[插图]这种男性默认思维的懒惰产物，在媒体报道中是不可原谅的，在学术界更不被接受，然而它仍在学术界扩散。在经济学领域，合著论文很常见，但合著论文中隐藏着一种男性偏见。男性不管是独立撰写还是与人合著，获得的赞许都是一样的，女性则不然，除非她是与其他女性经济学家合著，否则女性从中获得的赞誉还不到男性的一半。美国一项研究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女性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与男性经济学家一样多，但男性经济学家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是女性同行的2倍。[插图]人们喜欢把被认为是由男性完成的研究与“更高的科学质量”联系起来，背后也可能是男性默认思维在起作用：[插图]这可能是纯粹的性别歧视的产物，但也可能是把男性视为普遍、把女性视为小众的思维模式的结果。这应当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女性作者编写的参考书不太可能出现在课程教学大纲上。[插图]

但她们在工作场所内的无偿工作量同样会产生影响。当学生遇到情感问题时，他们求助的是女讲师，而不是男讲师。[插图]学生也更有可能向女性学者请求延期、提高分数或者通融。[插图]单独来看，这样的请求不太可能会占用太多时间或精力——但加起来就构成了女性学者时间上的成本，而男性学者大多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学也没有考虑到此事。

另一方面，表现得权威且知识渊博的女性仍然会引起学生不满，因为这违反了他们对性别的期待。[插图]与此同时，男教师只要能像女教师被人期待的那么平易近人就会得到奖励，但女教师只有在不平易近人的时候才会被人注意到。

过去10年间进行的几项研究表明，推荐信是招聘过程中另一个看似性别中立、实则并不中立的部分。[插图]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男性，女性候选人在推荐信中常被形容为更注重集体（温暖、善良、关怀他人），但不太积极（也不太有野心、不太自信）。如果你的推荐信中包含更注重集体的成分，就会降低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可能，[插图]尤其当你是女性的时候：男性的“团队精神”被认为是一种领袖品质，但对女性来说，这个词“会让她看起来像一个追随者”。[插图]研究还发现，为女性写的推荐信会强调教学（地位较低）而非研究（地位较高），[插图]包含更多令人生疑的表述（含糊的说法、敷衍的赞美），[插图]而且不太可能出现“非凡的”“杰出的”等形容出众的词。在推荐信中，女性的勤奋更容易受褒奖，比如“努力工作”。大学使用教学评估和推荐信，其核心却存在数据缺口。与更普遍的、优绩主义中的数据缺口类似，这种缺口之所以会出现，与其说是由于缺乏数据，不如说是由于拒绝接触数据。而校方似乎相信评估和推荐信的效果和应用都是性别中立的。

这也许是真的，但正如他的一位女性同行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表现出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他的女学生不喜欢计算机科学。在回忆自己的学生经历时，她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在大学的第一节课上“爱上”编程的。但她没有熬夜，甚至没有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编程上。“通宵达旦地做某件事可能代表着对这件事的热爱，但也可能是偏执和不成熟的表现。女孩在表达对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的热爱时，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的目的是寻找这种偏执的行为，那么你实则上是在寻找一种典型的年轻男性行为。虽然有些女孩也会做出类似的举动，但大多数不会。”

计算机先驱格蕾丝·霍珀在文中解释说：“这跟筹划一顿晚餐很像。你必须提前规划和安排好每件事，这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做好万全准备。编程需要耐心和处理细节的能力。女性‘天生’适合计算机编程。” 2023/1/25 发表想法才华偏见比客观现实更强大 |但就在这段时间，雇主们开始意识到，编程并不是他们曾经认为的低技能文书工作。它不只是打字或直觉，而是需要解决问题的高级技能。而且，才华偏见比客观现实更强大（考虑到女性已经在做编程，她们显然具备这些技能），行业领袖开始培训男性。然后他们开发了貌似客观、实际对女性存有偏见的招聘工具。就像如今大学里使用的教学评估一样，这些测试受到了外界批评，因为它告诉雇主的“与其说是应聘者是否适合这份工作，不如说是他或她是否具备常见的刻板印象特征”。[插图]很难确认，开发这些招聘工具是性别数据缺口（没有意识到他们寻找的特征是男性偏见）还是直接歧视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偏袒男性。

但就在这段时间，雇主们开始意识到，编程并不是他们曾经认为的低技能文书工作。它不只是打字或直觉，而是需要解决问题的高级技能。而且，才华偏见比客观现实更强大（考虑到女性已经在做编程，她们显然具备这些技能），行业领袖开始培训男性。然后他们开发了貌似客观、实际对女性存有偏见的招聘工具。就像如今大学里使用的教学评估一样，这些测试受到了外界批评，因为它告诉雇主的“与其说是应聘者是否适合这份工作，不如说是他或她是否具备常见的刻板印象特征”。[插图]很难确认，开发这些招聘工具是性别数据缺口（没有意识到他们寻找的特征是男性偏见）还是直接歧视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偏袒男性。 2023/1/25 发表想法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男人做事情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 |目前还不清楚谷歌是没有还是不关心强加给女性的文化期望数据，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修正男性偏见的体系，而是修正女性。2012年，谷歌的人力运营主管拉兹洛·博克告诉《纽约时报》，谷歌的资深女性员工开始举办研讨会，“鼓励女性毛遂自荐”。[插图]换句话说，他们举办研讨会来鼓励女性更像男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呢？即男人做事情的方式，男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能准确评估自己的智商，但智商为平均水平的男性则认为自己比三分之二的人更聪明。[插图]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并不是女性提名自己的比例太低。也许是男人推荐自己的比例太高了。

目前还不清楚谷歌是没有还是不关心强加给女性的文化期望数据，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修正男性偏见的体系，而是修正女性。2012年，谷歌的人力运营主管拉兹洛·博克告诉《纽约时报》，谷歌的资深女性员工开始举办研讨会，“鼓励女性毛遂自荐”。[插图]换句话说，他们举办研讨会来鼓励女性更像男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呢？即男人做事情的方式，男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能准确评估自己的智商，但智商为平均水平的男性则认为自己比三分之二的人更聪明。[插图]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并不是女性提名自己的比例太低。也许是男人推荐自己的比例太高了。

谷歌并不是非得通过一位女性高级主管怀孕才能填补这个数据缺口：一直有孕妇在这家公司工作。谷歌可以——也应该——主动搜集这些数据。但事实是，这类问题通常需要一位女性高级主管才能解决。因此，由于商业领导层仍然由男性主导，现代职场充满了这种数据缺口，从普通身材的女性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的沉重大门，到楼下所有人都能仰视你裙底的玻璃楼梯和大厅地板，再到大小刚好能卡住你鞋跟的地砖缝。这些细微、琐碎的问题虽然或许不是世界末日，但也会让人恼火。

然后是办公室的标准温度。确定办公室标准温度的公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其根据是平均年龄40岁、平均体重70公斤的男性静息代谢率[插图]。[插图]但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办公室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年轻成年女性的代谢率，相比于从事同类型活动的男性标准值要低得多。事实上，该公式可能把女性代谢率高估了35%，意味着现在的办公室温度对女性来说，平均低了5度。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纽约的盛夏里，女职员身披厚毯子，而她们的男同事穿着夏装走来走去。[插图]这些数据缺口都是不公平的，更不用说在商业意识方面做得多糟糕——员工在不舒服的情况下有何生产力可言？但是，工作场所的数据缺口所导致的后果远比身体不适和随之而来的低效率严重得多。有时这会导致慢性疾病。有时，这意味着会有女性付出生命的代价。

蒙特利尔大学遗传学家、生物科学教授卡伦·梅辛在2018年回顾了她关于女性职业健康的毕业研究，写道：“乳房尺寸对导致背部疼痛的搬举作业技术有什么影响，目前还没有生物力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插图]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纪念大学的工程师安吉拉·泰特事实上就曾提醒过科学家注意生物力学研究中的男性偏见。梅辛还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疼痛机制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作用不同，但对于女性在工作中承受肌肉骨骼疼痛的案例，外界仍然持怀疑态度。[插图]与此同时，我们在近期才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疼痛研究都只在雄性老鼠身上进行。

在化学物质的吸收过程中，免疫系统和激素会发挥作用，而男性和女性在这两方面都不同。[插图]女人往往比男人体形更小，皮肤更薄，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她们可以安全接触的毒素水平。而一些化学物质可以在脂肪中积聚，女性又有着较高的身体脂肪比例，这就使得女性的耐受阈值更低。

结果是，对“参考人”来说属于安全范围的辐射水平，对女性来说却绝非如此。[插图]一系列常用的化学物质也是这样。[插图]然而，默认男性标准并套用于全人类的方法仍然存在。[插图]化学物质的测试方式令情况变得更糟。首先，现在的通行方法仍然是测试单次接触的单个化学品。但无论是在家里（清洁产品和化妆品），还是在工作场所，都往往不是女性会碰到的情况。

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关于女性接触化学物质的数据。我们需要按性别分类和分析的数据，这当中需要包括生殖状况。[插图]而且，要掌握这些物质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就需要对她们进行检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往往只检查胎儿和新生儿。[插图]我们需要研究人员认识到，女性在做无偿工作时经常要在工作场所进进出出，并一次从事多项工作（用罗里·奥尼尔的话来说，这可能导致“混杂暴露”），这意味着，如果研究只追踪单一的、当前的就业情况，就很可能存在显著的性别数据缺口。[插图]

毫无疑问，由于职业卫生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数据缺口，女性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毫无疑问，我们迫切需要开始系统收集工作场所中女性身体的数据。但这个故事还有第二部分，正如根深蒂固的优绩主义神话所示，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让政府和组织真正利用这些数据来制定相关政策。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女性骨盆疲劳性骨折的高发生率与我所称的“亨利·希金斯效应”有关。在1956年的音乐剧《窈窕淑女》中，卖花女伊莱莎·杜立德在忍受了语音学家亨利·希金斯几个月的威吓奚落之后终于反唇相讥，面对自己的这位门徒兼受害者，希金斯显得很不解。“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呢？”他抱怨道。这种抱怨很常见——而解决问题的常见方法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女人。这并不奇怪，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男性被视为普遍，女性被视为“非典型”。

双酚A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则警世寓言，它讲述的是在我们忽视女性医疗健康数据时会发生什么。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我们就知道双酚A可以模拟女性雌激素。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就知道合成雌激素对于女性存在致癌风险：1971年，已使用长达30年之久、曾被开具给数百万孕妇的合成雌激素己烯雌酚(DES)被禁，此前有多宗报道称，因为在母亲的子宫内接触过DES，有年轻女性患上了罕见的阴道癌。[插图]但是双酚A继续被用在成千上万吨消费塑料中：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双酚A在CD、DVD、水瓶和婴儿奶瓶、实验室和医院设备等领域找到了新的市场，美国的双酚A产量飙升至每年近10亿磅”。[插图]但是双酚A的故事不仅仅关乎性别：它还关乎阶级。或者至少关乎性别阶级。

国际工会联合会在描述不稳定工作的“惊人增长”所带来的冲击时，自然也几乎没进行任何性别分析。[插图]工会联合会报告称，与女性相关的影响“很少体现在官方统计数据和政府政策中”，因为“衡量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指标和数据”对性别不敏感，与以往一样，数据通常不按性别分类，“因此有时很难计算女性的总体数量”。这样一来，“就没有数据能体现全世界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女性人数”。

首先，派遣工作“进行集体谈判的空间有限”。这对所有工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但对女性来说可能尤其如此，因为有证据表明，集体谈判（相对于个人薪酬谈判）对女性来说可能尤其重要——因为令人讨厌的谦逊准则会再度出现。因此，无法进行集体谈判的派遣类工作增加，可能不利于缩小性别薪酬差距。

也许最让人吃惊的是，参与布罗菲夫妇研究的员工建议：“作为一种安全措施，他们应该有权将自己的姓氏从胸牌上去掉，费用由雇主承担。”这样就可以避免如下场景的发生：一名访客对一名女员工说，“很高兴认识你，（她的名字。）你知道，你不应该把你的姓氏挂在胸牌上，因为我只要搜一下就能知道你是谁，家住哪里。”女性一直在工作。她们的工作无偿或者薪水微薄，她们不被赏识、默默无闻，但她们始终在工作。然而当代职场并不适合女性。从方位，到工作时间，再到监管标准，都是围绕着男人的生活而设计的，现在已经不再适用。职场需要大规模的重新设计——它的规章制度、它的设备、它的文化——这种重新设计必须以女性身体和女性生活的数据为主导。我们必须开始认识到，女性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种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消遣：女性的工作，无论有偿还是无偿，都是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现在是我们重视它的时候了。

但是，犁耕与迁移农业在对女性友好程度上的差异也是社会角色性别化的结果。锄地可以轻易开始或停止，这意味着它可以与照顾孩子相结合。但对于由强壮动物牵引的重型工具来说，情况就不同了。锄地是劳动密集型，犁地是资本密集型，[插图]而女性更有可能获得的资源是时间而不是金钱。博瑟鲁普因此认为，在使用犁的地方，男性主导了农业，而这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男性在其中拥有权力和特权。

男人和女人经常一起务农，很难分清二者的劳动有多少用于生产食物成品。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篇论文中，经济学家谢丽尔·多斯指出，这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和评价“食物”：是根据热量值（主要作物会名列前茅），还是根据货币价值（咖啡可能胜出）。考虑到妇女“往往更多参与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如果是比较热量值，“可能会导致女性生产的份额高出许多”。[插图]不过，“可能”的分量很重，因为全国性的调查往往不会报告农民的性别。[插图]即使是按性别分类的数据，粗心大意的调查设计也可能导致对女性劳动力报告不足：如果问女性她们是做“家务”还是“工作”，把这二者当成相互排斥的选项（或者表明家务不属于工作），她们往往会只选择“家务”一项，因为这描述了她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插图]这种缺口接着又会因重视“创收活动”的倾向而加剧，其结果是（通常由女性主导的）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总是被低估。人口普查还倾向于将农业定义为“田间劳动”，这导致女性的工作——如“饲养小家畜、种植果蔬、收获后加工”——被低估。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证明男性偏见导致了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研究人员将工作划分为“主要”和“次要”活动时。首先，劳动力调查往往并不会收集到次要活动的信息。即使有，也不总是计入劳动力数据，这是一种男性偏见，令女性的有偿工作遁形。[插图]女性通常会把有偿工作列为次要活动，原因很简单：她们的无偿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有偿工作上。其结果是，劳动力统计往往显示出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插图]

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如果女性能像男性一样获得生产资源，她们在农地的产量将增加30%。[插图]但她们无法获得。与犁的引入相似，现代一些“省力”设备可能更准确地说应该叫“男性省力”设备。例如，2014年在叙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机械化农业的引入确实减少了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让男性有更多时间“在农业之外寻找薪酬更高的机会”，但它实际上增加了“对女性劳动密集型工作的需求，比如插秧、除草、收割和加工”。[插图]相反，在土耳其，一些农业任务机械化之后，妇女在农业劳动中的参与减少了，“因为男人占用了机械”，也因为妇女不愿意使用机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教育和社会文化准则，但也“因为机器不是为妇女设计的”。[插图]

体力劳动工具可以让男人受益，却让女人付出代价。以所谓的“推广服务”（旨在向农民传播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践，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的教育项目）为例，从历史上看，推广服务对女性并不友好。根据粮农组织1988至1989年的一项调查（仅限于实际拥有性别分列数据的国家），所有推广服务中只有5%是针对妇女的。[插图]尽管自那时以来情况略有改善，[插图]但仍有许多当代发展举措忘了将妇女包括在

Data2x（由希拉里·克林顿建立的一个受联合国支持的组织，正以游说活动缩小全球性别数据缺口）在2015年的一项分析中发现，许多干预措施根本无法惠及女性，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已经超负荷工作，不管这些教育活动最终能给她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她们就是腾不出时间参加。[插图]发展规划人员还必须考虑到妇女的（缺乏）流动性，部分原因是她们要承担照护责任，但也是因为她们不太可能获得交通工具，而且独自出行时往往面临障碍。

此外还有语言和识字障碍：许多项目都是用本国官方语言讲授的，而女性接受这种语言教育的可能性低于男性。由于全球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女性识文断字的可能性也较低，所以书面材料也没有帮助。这些都是相当基本的问题，应该不难解释，但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忽视。[插图]

1998年，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多尼森的钢琴家指出，“人们可以把世界大致分成两个阵营”——大手阵营和小手阵营。多尼森是作为一位男性钢琴家写出这段话的，由于他的手比一般人的小，多年来在弹奏传统钢琴键盘时总是十分痛苦，但他的这段话也可以用在女性钢琴家身上。大量数据表明，女性的手平均比男性的小，[插图]但我们仍然根据男性的手来设计乐器，就好像“适合所有男人”跟“适合所有人”是一回事似的。

这显然令人恼火——对于苹果这样的公司来说甚至是愚蠢之举，因为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拥有一部iPhone。[插图]不过，别指望很快就能找到他们如此疯狂的原因，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家智能手机公司愿意聊聊为何痴迷于超大屏幕。在绝望中，我向《卫报》的科技记者亚历克斯·赫恩寻求答案。但他也帮不了我。“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他肯定了我的疑问，“但我从来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他说，在非正式的讨论中，“标准答案”是手机不再设计成供单手使用。他还得知，实际上许多女性选择更大的手机，这一趋势“通常被归因于手袋”。没错，手袋确实是个好东西，但女性携带它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衣服口袋不够用。因此，把手机设计成适合手袋而不是适合口袋，感觉无异于伤口上撒盐（后文还会讲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手机上这么多的被动跟踪应用程序都默认你的手机一直握在手中或搁在口袋里，而不是放进你的手提包里搁在办公桌上，他们却口口声声说为女性设计的手机就是为了放在手提包里，这听起来相当奇怪。

语音识别也被认为有助于解决智能手机相关的肢体重复性劳损症，[插图]但这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许多女性的问题，因为语音识别软件通常都无条件地偏向男性。2016年，华盛顿大学的语言学研究员蕾切尔·塔特曼发现，谷歌的语音识别软件准确识别男性语音的可能性比准确识别女性语音的可能性高出70%[插图]——这还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语音识别软件。[插图]

汽车导航系统供应商ATX的语音技术副总裁汤姆·沙尔克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方案来解决“女性语音的诸多问题”，世界各地受挫的女士看来得为此击节相庆了。[插图]他说，女性需要的是“长期培训”——只要女人们“愿意”接受培训就行。沙尔克感叹道，但她们根本不想。就像在孟加拉国那些固执己见、总是买错炉子的女人一样，买车的女人也总是不合理地期望软件开发人员设计出一款适合她们的语音识别产品，但很明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女人自己。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呢？

但网络搜索还只是触及了算法如何指导决策的表面。据《卫报》报道，全美国72%的简历从未经过真人阅读，[插图]而机器人已经参与到面试过程中，它们的算法依据“表现优异员工”的姿势、面部表情和声调进行过训练。[插图]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直到你开始考虑潜在的数据缺口：程序员能否确保这些表现优异的员工具有性别和族裔多样性？如果不能，算法能否考虑到这一点？该算法是否经过训练，能够考虑到声调和面部表情的社会化性别差异？我们并不知道答案，因为开发这些产品的公司并不分享他们的算法——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根据现有的证据，这似乎不太可能。

我们目前的产品设计方案对女性不利。它正在影响我们有效工作的能力——有时甚至会影响我们找到工作的能力。它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也影响着我们的安全。也许最糟糕的是，有证据表明，算法驱动的产品会使我们的世界更加不平等。然而，只要我们承认这些问题，就会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2016年那篇“女性=家庭主妇”论文的作者设计了一种新的算法，将性别刻板印象（如“他是医生，她是护士”）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二，同时保证涉及性别的词语关联（如“他可能会患前列腺癌，正如她可能会患卵巢癌”）不变。而2017年图像判读研究的作者们设计了一种新的算法，将偏向放大率降低了47.5%。

女性健康科技公司Chiaro的创始人塔尼亚·博勒博士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愿支持女性领导的公司，部分原因在于一种成见：“男人喜欢伟大的设计和伟大的科技，而女人不喜欢。”但这种成见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吗？又或者，问题不在于女性不懂科技，而在于科技公司不懂女性，而且这些公司是由不懂女性的科技行业创立、由不懂女性的投资者出资的？

读到这样的描述，很难不对那些辜负了米歇尔的医生感到愤怒。但事实是，他们并不是单独的流氓医生，也不是应被剔除的害群之马。他们是一个医疗体系的产物，而这个体系从头到尾都在有组织地歧视女性，让她们长期承受误解、不公正的对待和误诊。

首先是医生的培训方式。从历史上看，人们一直认为，除了体形和生殖功能外，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多年来医学教育一直把重点放在男性的“标准”上，任何超出这个标准的东西都被认定为“非典型”的，甚至是“不正常”的。[插图]“典型的70公斤人类”[插图]——这种说法随处可见，就好像他能概括男女两性（正如一位医生向我指出的，他本人甚至也不能很好地代表男性）。当提到女性时，她们被描述成标准人类的变种。学生学习生理学和女性生理学，解剖学和女性解剖学。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在她1992年出版的《对女性的误测》中总结说：“男性的身体就是解剖学本身。”[插图]

这种男性默认的偏见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是他们开创了把女性身体视为“残缺不全的男性身体”的潮流（多谢了，亚里士多德）。雌性是“里外长反”的雄性。卵巢是女性的睾丸（直到17世纪它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子宫是女性的阴囊。它们之所以在体内而不是（像典型的人类那样）长出体外，是因为女性的“生命热”[插图]不足。男性的身体是女性无法企及的理想。现代医生当然不再把女性称为残缺的男性，但仍将男性身体作为人体的代表。

就像解剖学教科书没有涵盖女性一样，医学试验没有纳入女性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根源在于把男性身体默认为人类身体，但是这种传统偏见在20世纪70年代极大地加强了，其巅峰是20世纪一起最严重的医学丑闻，它对女性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插图]

数千年来，医学运作的基础一直是这样一种假设：男性身体可以代表整个人类。因此，当我们谈及女性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数据缺口，而且它还在继续扩大，因为研究人员仍在忽视这种迫切的伦理需求：将雌性动物和女性细胞纳入研究。到了21世纪情况依旧如此，这已经算是一桩丑闻了，应该成为世界各地的报纸头条。女性正在死亡，而医学界助纣为虐，是时候清醒过来了。

医疗实践不考虑女性社会化问题，这也是预防措施中的一个普遍症结。

当然，我们已经抛弃了这种对女性的不人道对待。我们不再把女人关起来，也不再切除她们的部分大脑。相反，我们给女性服用药物：女性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5倍。[插图]这并不是要谴责抗抑郁药：对于有心理问题的人来说，抗抑郁药可以改变生活。然而仍然值得追问一句，为什么女性服用抗抑郁药的概率要高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更有可能寻求帮助。2017年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实际上男性更有可能报告自己患有抑郁症。[插图]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难道女性就真的更“纤弱无力”吗？生活在一个不太适合我们的世界里，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抗抑郁药是一种新的（而且显然是更可取的）治疗女性创伤的脑白质切除术？

对这些问题的完整回答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对于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医生在女性实际上并不抑郁时给她们开了抗抑郁药。女性躯体上的疼痛更有可能被认为是“情绪上的”或“心理上的”。

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女性被医疗机构辜负了。世界半数人口的身体、症状和疾病正在被无视、怀疑和忽略。这都是数据缺口外加“默认人类为男性”的结果——尽管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否认了这一点。他们并非默认的人类。显而易见，他们只是男人。我们收集到的关于男性的数据无法、不能、也不应该适用于女性。我们需要一场医学研究和实践革命，而且我们昨天就需要它。我们需要训练医生听女性说话，并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无法诊断女性，可能不是因为她在撒谎或臆想，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中存在性别数据缺口。不要再轻飘飘地打发走女人，开始拯救她们。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标准是GDP，而如果说经济学拥有宗教信仰，那么GDP就是它的神。GDP是根据一系列调查收集到的数据编制而成的，代表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比如生产了多少鞋子）和服务（比如餐厅供应了多少顿饭）的总价值。它还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收入，以及我们（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支出。这一切听起来很科学，但事实是，GDP涉及一个女性问题。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科伊尔解释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框架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她告诉我，这个框架是为了适应战时经济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产能有多大，以及需要牺牲哪些消费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争。”为此他们统计了政府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因此“政府和企业做的事情就被定义为经济”。但有一个生产的主要方面被排除在后来所谓的“如何思考和衡量经济的国际惯例”之外，那就是无偿的家务劳动贡献，比如做饭、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每个人都承认这些工作有经济价值，它只是不属于‘经济’的一部分。”科伊尔说。这不单纯是一种疏忽，而是经过相当激烈的辩论之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经济学家保罗·司徒登斯基在其195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收入》中写道：“在计算国民收入时遗漏了家庭主妇的无偿服务，歪曲了整个图景。”他总结道，原则上，“家里的无偿工作应该被包括在GDP中”。但原则都是人制定的，因此“经过反复讨论”、不断争论如何衡量和评估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最终认为，”科伊尔说，“收集数据的任务过于艰巨了”。

从建筑到医学研究，和许多为了简化而排斥女性的决定一样，这个结论只会在一个将人类默认为男性、将女性视为小众的文化中出现。只有当你认为女性并非不可或缺，才会去扭曲你本应尝试衡量的现实。只有在你把女性视为一个额外的、复杂的因素时，这么做才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要认真谈论人类的一半人口，这么做就说不过去。如果你关心准确的数据，这么做也说不过去。

你会注意到这些都是估值。只能如此，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在系统地收集这些数据。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到。在衡量女性无偿工作的数量时，最常见的方法是时间使用调查。每个人都被要求对其一天的活动做一个时间日志——在做什么，在哪里，和谁一起做。获奖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写道，正是由于这种形式的数据采集，我们现在才知道，“在几乎所有国家里，女性都承担了特别多的非市场工作，而且总体而言，她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比男性更长”。标准的时间使用调查主要是用来衡量一些具体活动，如做饭、打扫房间或喂孩子等。[插图]因此，它往往不能反映随叫随到的责任，例如孩子睡着时必须时不时瞄一眼，或者在你忙着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还得照顾患重病的成年人——这是另一个数据缺口。

经济学教授休·希梅尔维特写道，未能获得所有这些数据的结果是，女性的无偿工作往往被视为“一种可剥削的无成本资源”。[插图]因此，当各国试图控制支出时，最终往往是女性为此付出代价。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在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大规模削减。2011年至2014年间，儿童中心预算被削减了8200万英镑，2010年至2014年间，285家儿童中心要么合并，要么关闭。[插图]从2010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预算减少了50亿英镑，[插图]社会保险金被冻结到低于通货膨胀率，并设置了一个家庭的最高限额，而领取照护者津贴的资格取决于收入门槛，这个门槛却又跟不上国家最低工资的增长。[插图]多么可爱的省钱招数。问题是，这些削减与其说是节约，不如说是将成本从公共部门转嫁到了妇女身上，因为毕竟这些工作仍然需要有人去做。据女性预算组织估计，[插图]到2017年，由于公共开支削减，在英国50岁以上的人中，每10个人里就有1个人（186万）的护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需求基本上已成为妇女的责任。

自公共部门平等义务进入法律以来，英国政府一再拒绝（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12月）对其预算进行全面的平等影响评估，因此它事实上一直在非法运作。作为2010年《平等法案》的一部分，平等义务要求“公共机构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充分考虑消除歧视（和）促进机会平等的必要性”。[插图]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女性预算组织的主管伊娃·内泽特表示，她不明白财政部在不完成正式评估的情况下如何能履行其法律义务。[插图]她想知道：财政部部长们“是否在故意隐瞒其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因为真相令人难堪”？如果果真如此，那将是极其愚蠢的举动，因为削减公共服务开支不仅不公平，而且会适得其反。增加妇女不得不从事的无偿工作量会降低她们在有偿劳动大军中的参与率。而妇女的有偿劳动参与率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影响。

如果政府希望增加女性参与有偿劳动的时间，从而挖掘GDP增长潜力，显然必须减少女性的无偿工作：麦肯锡公司的研究发现，英国女性从事无偿工作的时间从5个小时减少到3个小时，她们的有偿劳动参与率就将增加10%。[插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引入适当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它可以增加女性的有偿就业，甚至有助于缩小两性薪酬差距[插图]——这本身就是对GDP的一种促进。妇女政策研究所发现，如果女性在2016年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报酬，美国经济将增加5126亿美元的收入——这相当于2016年GDP的2.8%，相当于“2015财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贫困家庭提供临时援助的约16倍”。[插图]

比起引入带薪育儿假，更激动人心的政府干预措施是向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一词通常被理解为支撑现代社会运作的有形结构：公路、铁路、水管、电力供应。它往往不包括同样支持现代社会运作的公共服务，如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看护。

而女性预算组织认为这是不对的。[插图]因为，就像有形的基础设施一样，该机构认为的社会基础设施“能提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受照顾情况，而这将在长远的未来反哺经济和社会”。因此可以说，将照护服务排除在“基础设施”这一广泛概念之外，只是我们在构建经济结构时另一种毋庸置疑的男性偏见。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收益，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仍经常被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偿工作的数据缺口。南希·福尔布雷解释说，这种性别数据缺口导致“回报率”被“低估”。[插图]事实上，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在英国，这将创造多达150万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在建筑领域的同等投资将创造75万个就业岗位。在美国，将GDP的2%投资于护理行业“将创造近1300万个新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将GDP的2%投资于建筑业将创造750万个就业岗位”。[插图]而且，由于（目前）护理行业是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行业，这些新增就业岗位中有许多将流向女性——请记住，增加女性就业会带动GDP增长。

我们往往认为，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个别妇女为了个人利益而照顾家人的个人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妇女从事的无偿工作是整个社会所依赖并从中受益的工作。当政府削减我们所有人用税收支付的公共服务时，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戛然而止。这些工作只是简单地转移到了妇女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对妇女有偿劳动参与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负面影响。因此，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它被编织进我们所创建的系统中——它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个系统中剥离出来。我们需要的无非是主动开始收集数据，然后围绕现实、而不是基于男性偏好来设计我们的经济。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支出优先顺序，那么应该清楚地看到，对于第二个假设——户主是男是女对家庭生活水平没有影响，就得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掌握的数据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在卢旺达和马拉维，女户主家庭中的儿童比男户主家庭中的更健康——即使男户主家庭的收入更高也是如此。

另一个稍许不同的例子是隐性性别偏见，阿根廷的税收系统为全职雇员提供的退税是自由职业者的近4倍。这当中也隐含着性别因素，因为男性更有可能在正式经济中就业，而女性更有可能在非正式经济中从事自由职业。[插图]所以税收系统本质上是暗中给予男性比女性更高的退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税收制度歧视女性，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没有系统地收集税收制度如何影响女性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性别数据缺口。

税收体系的女性问题是“家庭资源在两性之间平等分配”这种僵尸假设所无法解释的：它包含了税收理论本身——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上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对税收作为资源再分配手段的兴趣减弱，更多地将税收视为对潜在增长的阻碍，必须遏制。其结果是降低了对资本、企业和高收入者的征税，增加了税收漏洞和激励措施，从而使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能够避税和逃税。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扭曲原本有效的市场过程”。[插图]当性别问题进入这个框架的时候，人们考虑的完全是税收可能阻碍妇女参与有偿劳动，进而损害经济增长。而人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一个如此狭隘地专注于促进“增长”的税收体系是如何以牺牲女性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男性的。由于两性薪酬差距，削减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给男性带来了特别多的好处。出于同样的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女性都无法利用一名昂贵的会计师得知各种税收漏洞。财富税和资产税的减少（或不执行）也给男性带来了特别多的好处，因为男性更有可能控制这些资源。[插图]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138个政府（93个发展中国家和45个发达国家）正计划主要通过增值税的形式，增加和/或扩大消费税。[插图]这一增长也特别影响妇女，不仅是因为她们在穷人中的比例过高（越是贫穷的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还因为她们往往承担着购买食品和家庭用品的责任。而且，由于女性的有偿劳动供给更具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别薪酬差距），增加增值税可能会迫使女性花更多时间从事无偿劳动，以便在家庭中生产出她们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产品。

由于总体上缺乏具体消费税税率和免税额对不同性别影响的研究，决定哪些产品可以增加增值税、哪些不可以的分配往往不顾及性别，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插图]一般被视作“必需品”的产品是不会有增值税的，所以在英国食物免税，因为它被认为是必需品，而iPhone没法免税，因为它们不算必需品。但是，一个女人的必需品也许就是另一个男人眼中的奢侈品，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开展运动，努力让男性主导的立法者认识到卫生用品不是奢侈品。在一些国家，她们甚至已经取得了成功。很明显，世界各地的税收制度——表现为市场驱动力的客观涓滴效应——具有强烈的性别影响。它们是建立在不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男性默认思维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公共支出采取了无视女性的视角，全球税收体系不仅未能减轻性别贫困：它们还在推动这一趋势。如果世界希望终结不平等，我们就需要把采用基于证据的经济分析作为当务之急。

这不是一个开创性观点。从安妮·阿普尔鲍姆（“希拉里·克林顿非同寻常的、非理性的、压倒性的野心”[插图]），到好莱坞大亨、民主党捐款人、“克林顿的昔日盟友”[插图]戴维·盖芬（“天知道，还有比希拉里·克林顿更雄心勃勃的人吗？”[插图]），再到科林·鲍威尔（“肆无忌惮的野心”[插图]）和伯尼·桑德斯的竞选经理（“不要为了满足国务卿的野心而破坏民主党”[插图]），当然，还有老熟人朱利安·阿桑奇（“被她的野心所吞噬”[插图]），我们似乎都能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在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里，这一点殊为难得），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野心是不体面的。事实上，这种比喻极其普遍，以讽刺新闻著称的《洋葱报》因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拉里·克林顿野心太大，不可能成为首位女总统》的文章。[插图]要想成为第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地位的女性，确实需要非凡的雄心壮志。但你也可以说，对于一个之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失败商人和电视名人来说，竞选世界上最高的政治职位，同样是相当有野心的——然而，当谈到特朗普时，野心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

一个有权势的女人被视作对规范的冒犯，其背后原因可能非常简单：这是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我个人从小到大都坚信一个神话，那就是女人……有点一无是处。没错，这部分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的形象如此（消费主义、琐碎、非理性），但也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少了。和很多女孩一样，我通过几乎完全没有女性的课程、新闻媒体和流行文化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熏陶：辉煌不会属于我。我没有在媒体上看到任何我可以仰视的女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没有接受过关于女性政治家、女性活动家、女性作家、女性艺术家、女性律师和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教育。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我崇拜的人都是男人，所以在我看来，权力、影响力和野心都等同于男性。老实说，我觉得我也曾经反感冒犯规范。我曾发自内心地认为女老板过于有野心——我们都知道，“野心”是婊子的代名词。

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和米娜·奇卡拉写道，女性性别被视为寻求职业权力的社会阻碍，部分原因在于社交权力（被解读为温暖和关怀）是女性“放弃与男性竞争的安慰奖”。[插图]因此，社交权力与职业权力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如果一个女人想要被认为在工作上有能力，她就必须放弃被视作一个温暖的人。

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副教授莫莉·克罗克特对这种差异做出了解释：冷漠无情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对男性则不是。她告诉我：“有这样一种预期：通常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亲近社会。因此，女性一旦偏离了所谓的‘道德’立场（无论这种立场多么不合逻辑），都会让我们更加惊诧。”

当我看到2017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面对排斥：被感知到的面部友善度和能力会影响社会排斥的道德判断》[插图]时是多么激动。鉴于菲斯克和奇卡拉关于女性的温情/能力权衡的研究结果，这篇论文应该是非常有用的。正如作者所解释的那样：“人们对社会排斥的道德判断会受到面部特征的影响，这对群体间研究具有不小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们在判断某人受到排挤和欺负是否公平时，可能会受到受害者外表影响。

但她接下来说的事情，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怎么说也有50%是女性的世界里，男性默认思维是如此普遍。她解释说，假设我们自己的经历与人类的总体经历一致，“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有时被称为“朴素实在论”(naive realism)，有时被称为“投射偏差”(projection bias)。本质上，人们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是典型的。这很正常。而对白人男性来说，这种偏见肯定会被文化放大，因为文化会把他们的经验投射回去，使其看起来更加典型。只要你愿意，这种投射偏差还会被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进一步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伪装成性别中立的男性偏见如此普遍。如果大多数掌权的人都是男性——确实如此——那么大多数掌权的人只是没看到这一点。男性偏见在他们看来只是常识。但“常识”实际上是性别数据缺口的产物。

将男性偏见误认为是公正的、普遍的常识，意味着当人们（男人）遇到有人试图公平竞争时，他们往往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意图解读为偏见）。2017年的一篇论文发现，白人男性领导人因倡导多元化而受到嘉许，女性和少数族裔领导人却因此受到惩罚。[插图]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倡导多元化，妇女和少数族裔让白人男性意识到，这些妇女和少数族裔领导人……真的是妇女和少数族裔。因此，所有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都变得突出：专横、武断、冷漠等。相反，少数族裔和女性领导人“被认为不积极参与或倡导多元化时，却可以避免负面的刻板印象”。最后，经验证明大多数女性（即使她们自己不承认）都知道，至少是隐晦地知道这一点：通过配合父权制，女性能获得短期的个人利益。只不过这当中存在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能获益多久不由自己做主。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民主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它对参选妇女有偏见。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立法者不可避免地会赋予政治不同的视角。女人的生活与男人的不同，因为毕竟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同。他们的待遇不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世界，这导致了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优先事项。就像一个男性主导的产品开发团队一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立法机构也会因为性别数据缺口而导致其无法充分地为女性公民服务——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是男性主导的。

在这种极端心理战的背景下工作，女性的工作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许多妇女告诉议会联盟，她们会限制出差次数，确保在天黑前回家，或只有在有人陪同时才出差。[插图]还有一些人进行自我审查，尤其是在谈论妇女问题时[插图]（这些问题往往会招致最多的攻击[插图]），有些人甚至完全摒弃了社交媒体，这样一来，她们就自我剥夺了“一个传播和讨论自己观点的阵地”。

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我们现有的数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女性政治家并不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工作。这个体系偏向于选举男性，也就意味着偏向于保留全球领导力中的性别数据缺口，从而给全球一半人口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停止故意无视目前有利于男性的积极差别待遇。我们不能再把理论上的、法律上的机会平等混同于真正的机会平等。我们必须执行以实证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以确保在决定管理我们所有人的法律时，有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参与其中。

一旦发生问题——战争、自然灾害、大流行病——从城市规划到医疗保健，所有常见的数据缺口都会被放大并成倍增多。但它比简单地忘记覆盖女性这种常见问题更加隐蔽。因为如果我们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不愿意加入女性的视角，不去考虑女性的需求，那么灾难、混乱、社会崩溃的情势会让旧有的偏见显得更加合理。我们总是有借口：我们需要集中精力重建经济（我们已经看到其前提是错误的）；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拯救生命（我们将看到其前提也是错误的）。但事实是，这些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把妇女排除在外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把50%人口的权利视为少数人的利益。

美国在灾后救援工作中也曾有过类似的、遗忘女性的历史。福德姆介绍了1992年安德鲁飓风发生之后的迈阿密重建计划。“他们把计划叫作‘我们将重建’。”问题是，规划重建的“我们”几乎全是男人：决策委员会（据报道，这是一个“只有迈阿密内部人士才能受邀进入”的团队[插图]）有56人，其中只有11名女性。

在2005年8月的飓风中，超过3万人无家可归（当时美国在“无家可归的国内人口”问题最受关注的国家中排前十[插图]），而在这些无家可归的国内人口中，最主要的一类是非裔美国妇女。可是尽管她们在受灾人群中占主导地位，但无论在风暴来袭之前还是之后，规划工作中都几乎听不到她们的声音。[插图]2015年妇女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这一遗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性别数据缺口，导致资源未能流向那些最脆弱的人群，而这一点本可以通过恰当的研究轻易避免。相反，由于没有向妇女了解她们的需求，规划者们要为继飓风和随后的洪灾之后的所谓“第三次灾难”负责。而这第三次灾难，“就和决堤一样是人祸”。

居民们希望回到“砖块”，因为就像巴西的贫民窟一样，这些公共住房项目提供的不仅仅是住所：它们还提供了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填补了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留下的缺口。一位女士告诉妇女政策研究所：“公共住房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母亲。”当这些妇女无家可归、失去联系，家园也被毁坏的时候，她们就失去了一切。但由于我们没有计算女性的无偿工作，所以在任何重建工作中都没有考虑到维持这种非正式关系的需要。住房项目提供的社会网络也意味着让女性感到更安全，这反过来增加了她们的流动性。“这个城市还不赖，”一个女人解释说，“因为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一旦你到了奥尔良和克莱本（街），你就安全了，因为你认识所有的人。”

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敦促各方增加女性的参与，并在联合国所有和平与安全工作中加入性别观点”。经过女性活动人士“数十年的游说”，[插图]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于2000年通过。但18年过去了，进步微乎其微。首先，现有数据非常有限[插图]——这本身就暗示了采取这一决议背景的严重性。而现有的数据很不乐观。只有2名女性担任过首席谈判代表，只有1名女性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签署过最终的和平协议。[插图]要在冲突之后的环境中执行与女性权利相关的政策，资金还是相当“不足”，[插图]在基本要求方面——将女性纳入所有代表团——取得的进展也是如此。[插图]在一些领域我们甚至倒退了：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只有一半包含了针对性别的条款，而2015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中有70%。在2017年6月的阿富汗和平谈判中，女性在谈判者中占6%，在调停者中占0%，在签署方中也占0%。

在2014年纽约国际和平研究所举行的关于女性、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正式圆桌会议上，一名与会者提供了线索。这位参与者称：“联合国和其他权力掮客都屈从于不让女人进入会场的要求。当地政府如果说‘我们不要女人’，国际社会就会妥协说‘好吧’。”和灾后重建的情况一样，这类和平谈判给出的排挤女性的理由各不相同（文化敏感性、加入妇女会拖延谈判、达成协议后反正还能再把女人加进来），但都可以归结为几百年来一直用来哄骗妇女的那句话：革命后我们再来找你。

这显然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认为女性的生命不如“人类”的生命重要，而“人类”指的是男性。但是国际机构将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随随便便扔出窗外，就不仅是性别歧视，还是愚蠢之举。妇女参加谈判不仅使协议更有可能达成，[插图]也使和平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对1989年至2011年间签署的182项和平协议的分析表明，当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时，协议至少持续两年的可能性增加了20%，协议至少持续15年的可能性增加了35%。[插图] 2023/1/25 发表想法女性常将男性精英忽视的重要问题提上和平建设的议程

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女性更擅长谈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女性的谈判目的有关。克莱尔·卡斯蒂勒霍作为研究脆弱国家的治理和权利方面的专家，曾指出：“女性常将男性精英向来忽视的重要问题提上和平建设的议程”，比如程序和机构的包容性、可得性，以及地方和非正式领域的重要性。[插图]换句话说，和以往一样，女性的存在填补了数据缺口——而且是重要的缺口。最近的量化数据分析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那些视女性为二等公民、将其排除在权力岗位之外的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和平。[插图]换句话说：缩小性别数据缺口确实对每个人都更好。

在出现各种问题时屏蔽女性的声音是十分讽刺的，因为旧的偏见正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最不合理，女性本就尤其受冲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影响。关于冲突对女性影响（死亡率、发病率、被迫离开家园）的数据极为有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更是少之又少。但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表明，女性尤其受武装冲突影响。[插图]在现代战争中，最有可能被杀害的是平民，而不是战斗人员。虽然男人和女人面临同样的创伤、流离、伤害和死亡，但女性还会遭受女性特有的不公。

不愿意将性别因素纳入救灾工作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仍然坚持认为既然传染病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那么最好把重点放在控制和治疗上，“等疫情结束后，再让其他人去解决社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性别不平等”。[插图]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也有责任：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寨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发表在1.5万多份同行评议出版物上的2900万篇论文，发现其中只有不到1%探讨了疫情暴发的性别影响。[插图]但是，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解释说，认为性别无关紧要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立场，它可能会阻碍预防和遏制疾病的努力，也会使人们无法全面了解有关疾病传播机制的重要见解。

莫林·福德姆解释说，杀死她们的不是灾难，而是性别——以及一个没有考虑到性别如何限制了女性生活的社会。研究发现，印度男性更有可能在夜间发生的地震中幸存下来，“因为他们会在温暖的夜晚睡在室外和屋顶上，而这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不可能的”。[插图]在斯里兰卡，游泳和爬树技能“基本上”只教授给男人和男孩；

龙卷风来袭时，她们也要浪费时间等待男人来通知。福德姆解释说，龙卷风警报会在市场或清真寺等公共场所播放。但女性不会去这些场所。“她们都在家里。所以她们完全依赖男性回来告诉她们需要撤离。”许多女性最后也没等到这个信息。

在孟加拉国的龙卷风基础设施中，没有考虑到女性需求的远不只以男性为中心的预警系统。福德姆说，龙卷风避难所是“男人为男人”建造的，因此，它们往往与女性的安全空间相去甚远。情况正在慢慢改变，但老式的龙卷风避难所存在“巨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混凝土盒子”。传统上，避难所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男女混杂在一起。通常没有分性别的厕所：“角落里只有1个水桶，而这个地方可能有1000人暂住。”除了1000人共用1个水桶这么明显的问题外，缺乏性别隔离设施，就意味着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避难所之外了。福德姆解释说：“孟加拉国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它规定女性不能与家庭成员之外的男人和男孩接触，否则会给家庭带来耻辱。”任何女人只要跟外面的男人有过接触，“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性骚扰，甚至会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女性不会去避难所”。其结果是，女性的死亡率要高得多（1991年的热带龙卷风和水灾过后，女性的死亡率是男性的近5倍[插图]），而原因仅仅是缺乏性别隔离设施。

在为女性难民设计系统时忽略了男性暴力的潜在可能性，这一现象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男性暴力往往是女性成为难民的首要原因。[插图]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流离失所是因为战争和灾难：这通常是男人逃离的原因。但这种看法是男性默认思维的另一个例子：虽然女性确实会为此而寻求庇护，但女性无家可归通常是因其遭受男性暴力。女性逃离“矫正性”强奸（男人强奸女同性恋者以“让她变直”），逃离制度化强奸（就像在波斯尼亚发生的那样），逃离强迫婚姻、童婚和家庭暴力。男性暴力往往是低收入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也是西方富裕国家女性逃离家庭的原因。

统计无家可归者的方法通常是看使用无家可归服务的人数，但这种方法只有在男女具有同等使用服务可能性的情况下才有效，而事实并非如此。因遭受家庭暴力而无家可归的妇女，往往更可能去家庭暴力庇护所而不是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在英国，这意味着她们不会被算作无家可归人士。[插图]她们也可能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没有自己的前门、隐私和生活空间，也无法进入拥有合法权利的住房”。[插图]正如最近英国各地“以性换房租”协议的兴起，有时，她们会像难民营里的女性一样遭到性剥削。[插图]

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并不能神奇地解决女性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论她们是否流离失所。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组，并结束男性暴力。但是，认识到性别中立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这一事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而且如果有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人们肯定更难坚持认为，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大可彻底忽视女性的需求，因为所有证据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于是，她就这么做了。整个夏天她都在游泳池边“为教学编织一套双曲模型”。“人们从我身边走过，他们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回答说，‘哦，我在钩双曲平面。’”她现在已经创建了数百个模型，她解释说，在制作这些模型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非常具象的感觉，意识到空间在成倍地增长。前几排不花时间，但织到后面真的要花好几个小时，要钩那么多针。你会对‘双曲’的真正含义有一种本能的领悟。”只是看看她的模型，也能为其他人带来同样的启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泰米娜回忆道，有位教了多年双曲空间的教授看到一个模型后说：“哦，原来它们是这个样子。”现在，她的创作已经成为解释双曲空间的标准模型。

当我们把人类的一半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时，我们就失去了潜在的变革性见解。男性数学家会自己想出泰米娜这种优雅简单的解决方案吗？不太可能，因为很少有男人热衷于钩针编织。但在泰米娜身上，传统的女性编织技艺与传统的男性数学领域发生了碰撞。正是这种碰撞，最终解决了许多数学家认为注定会失败的问题。泰米娜提供了男性数学家所缺少的联系。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不允许女性提供这种联系。所以我们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看作无法解决的。就像弗洛伊德一样，我们继续跟这些看起来宛如谜语般的问题“死磕”。但是如果就像表现双曲平面一样，这些问题并不是无解的呢？如果它们像公开科学竞赛中的问题一样是有解的，只是缺少一种女性视角呢？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是不容置疑的：随着我们继续建设、规划和发展我们的世界，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到女性的生活。尤其是，我们必须开始考虑界定了女性与这个世界关系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女性的身体——或者确切地说，是女性的身体不被人看见。无论医疗、技术还是建筑，设计总是忘记考虑女性的身体，而这已经让这个世界对女性更加不友好、更加危险。我们在不是为我们的身体而设计的岗位上和汽车里受伤。我们死于无效的药物。一个不太适合女性的世界随之诞生。

女性的生理并不是女性被强奸的理由，也不是女性在公共场所受到恐吓和侵犯的理由。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生理性别，而是因为社会性别：我们强加给男性和女性身体的社会意义。为了让性别差异发挥作用，必须明确哪些身体会受到哪些待遇。很明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要看到一个女人”，观者就可以“立刻引申出一组特定的相关特征和归属”，并立即把她归为一个可以用更大音量压过的人，一个可以用言语去骚扰的人，一个可以尾随的人，一个可以强奸的人。

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趋势：借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借口是：女性太复杂，无法衡量。从交通规划人员到医学研究人员，再到技术开发人员，每个人都在说：他们想破头也想不出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质的谜题，最后只能在困惑和挫败中离开。女性的身体太不和谐，经期过多，激素过多。女性的出行模式太混乱，她们的工作安排太不正常，她们的声音太大。即使是在20世纪初，著名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为建筑所需设计标准的人体模型时，女性的身体“只被当作一种和谐比例的来源，遭到怠慢和摒弃”，取而代之，代表人类的是一个1.8米高、举起手臂（为了够到顶层那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架子）的男人。人们的共识很明显：女人是不正常的、不典型的，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好吧，我代表女性，为我们的神秘而道歉，但是不，我们并不神秘，我们也不可能道歉。这就是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需要正视的现实。是的，简单更容易，简单更便宜，但简单并不能反映现实。

不过，安德森有一点是对的。确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而且很简单：我们必须增加女性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代表性。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权力、发挥影响力，另一种模式正变得更加明显：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轻易忘记女人的存在。

解决性别和性别数据缺口的办法很明显：我们必须缩小女性代表不足的差距。确保女性在参与决策、研究和知识生产时不会被遗忘。确保女性的生活和视角走出阴影。这对世界各地的女性都有好处，正如钩针数学教授泰米娜的故事所表明的，这往往也对全体人类都有好处。所以，回到弗洛伊德的“女性特征之谜”，答案一直就在我们眼前。“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向女性提问。